党的群众路线 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形成及其运用与实践 张 丽 华 在全市正在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应邀前来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回顾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由来，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丰富思想，了解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运用与实践，相信对于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搞好这次实践教育活动，应该是很有必要的。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党的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形成及其运用与实践》。 在讲解之前，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毛泽东进京赶考。 这是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真实故事。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共中央办公地点将在全会后由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建立新中国，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进京之前，毛泽东就开始不断地提醒大家：“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进京这天终于到来了，那就是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车从西柏坡前往北平。在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记得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在这段精彩的对话中，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都是毛泽东所做的比喻。其中，这进京“赶考”，就是毛泽东对所有共产党员提出的又一次警示。这“赶考”的精神实质，就是诫全党不要忘记人民利益，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忘记执政为民。毛泽东以史为鉴，用不当李自成这个典型事例告诫全党，共产党人进城后，决不要犯李自成贪图享乐、不思进取那样的错误，要坚持好两个“务必”，要把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永远传递下去，要把执政为民的赶考路坚定地走下去。在这个故事里，就包含了一个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一、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及其形成 （一）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所谓党的群众路线，说通俗一点，讲的就是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党的群众路线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反映在党章中，应该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所确定的： 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这个概念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讲的是党应该具有的群众观点，这是关系党的性质、宗旨的根本问题;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讲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回答的是党的正确领导意见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在《党章》之中。之后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等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描述没有再作变动，只是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如：十六大《党章》加写了“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十七大《党章》加写了“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十八大《党章》加写了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二）党的群众路线的产生及形成过程 党的群众路线是在什么时候产生并形成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借用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同志的研究成果做一概括性回答：冷溶同志讲：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中。它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同志，同时凝结着党的集体智慧。 那么，毛泽东同志又是根据什么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和群众观，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整套的党的群众路线理论。 早在20世纪 2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不久，就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就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中，作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论断。这个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更多的是在一系列的文章、报告中阐述和强调。 从大革命时期起，毛泽东同志就开始认识到了密切党群关系和做好群众工作的问题，强调关心群众利益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 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同志搞了多次调查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群众路线问题的认识，集中反映在他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他说，我们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对于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用过河与桥或船的关系，生动地说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他说：“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后来，毛泽东同志对红军初创时期形成的群众工作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升华，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 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概括了党的根本宗旨，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已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观点。毛泽东同志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我们党区别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他曾反复论述了我们党为什么人的问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感情问题。在延安整风中，树立群众观点就是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通过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和优良作风，使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共产党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党在人民中的形象，共产党人的形象，就是从党与人民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上一点一点树立起来的，对全民族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二是概括了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例如：1943年6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毛泽东同志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他要求全党必须广泛深入地提倡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较为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也可以说，这段经典的论述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标志。 说道这里，我想起了一个真实故事：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军政人员大量增加，致使人民的负担也逐年增加。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又遭特大旱灾;加之国民党加紧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老百姓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靠着柱子坐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发牢骚说：雷公也不长眼睛，劈死个小县长算啥?咋不劈死毛泽东? 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反思。对群众的不满和怨言，他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他说，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工作没做好。到了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就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 三是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深刻阐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使群众路线理论上升到哲学高度。毛泽东同志认为，群众路线既是领导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二者的连接点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是讲思想路线问题也是讲群众路线问题，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党的三大作风，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理论认识，标志着我们党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理论都成熟起来了。 由经验上升为理论，又用成熟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产生和形成过程。 1945 年党的七大，明确地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确定下来，并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载入了党纲和《党章》。指出：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我们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党章》中系统地阐述群众路线问题。直到建国初期，党的群众路线这一内涵没有改变。 （三）党的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发展并与时俱进 实践证明，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与时俱进的。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新中国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身份变了，成为执政党。这种身份的转变，使党面临着完全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新的考验。其中脱离群众就是最大的考验和最大的危险。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预见到了。他严肃告诫全党，由于胜利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是骄傲自满、不思进取和贪图享乐。他提出对付的办法是牢记“两个务必”，反骄破满，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预见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典型例子就是刘青山、张子善问题。这两个人都是老革命，都为党和人民立过大功，都在敌人的监狱里经受过严刑拷打的考验。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就变了质。正像毛泽东同志当初指出的那样，其根本问题，一个是骄傲自满，一个是贪图享乐。刘青山曾经说：老子革命那么多年，该享受一下了。所以，刘青山、张子善的例子给我们党敲响了警钟。 1956年9月，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我党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在讨论一系列重要问题后，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进一步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内涵，反映了我们党对这一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指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面临着新的考验，很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很容易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因此着重说明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他说：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从党的性质宗旨上讲，强调“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从做群众工作方法出发，重申和强调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大会通过八大党章。八大党章根据执政后党的状况发生的变化，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并在七大党章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增添了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出现了“群众路线”的提法，并对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使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更加明确完整。 党的八大后，我国先后经历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十年动乱，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九大》、《十大》党章在总纲中删除了对群众路线的表述。只保留了党的三大作风的表述。 文革”后，邓小平十分强调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7年十一大《党章》修改草案总纲中增写了如下有关内容： 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形式，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率先实行“大包干”，迈出了我围农村改革的第一步。随后，我们党把“大包干”的经验经过分析和概括，在广大农村开展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在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同时，也充分印证了党章中关于“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要求。 经历了党的八大以来26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放眼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对群众路线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命线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1987年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对群众路线未作修改。 二、党的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运用与实践 艰苦环境中播下的种子，终于结出了硕果。这个硕果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为什么党的群众路线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呢？我认为，群众路线对于我们党之所以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是与中国革命长期处于艰苦卓绝的环境有关。在强大敌人包围的严酷斗争中，军队要生存、要打仗，就必须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党就要重视群众工作，要注意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要与广大人民群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要形成鱼帮水，水帮鱼，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下面我尝试着结合革命战争年代承德的实际，讲几个战争年代党政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实例，使大家从中受到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一）简介承德历史（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1. 承德党组织的创立。 大家都知道，承德是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革命老区，建党建政时间相对较早。早在1925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当时承德是热河特别区首府。1925年初，在李大钊的大力支持下，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在承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热河工作委员会（简称热河工委），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承德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后来，韩麟符、陈镜湖党组织负责人曾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土地斗争和武装斗争，先后活动达8年之久。后因日军侵占热河，这个组织遭到破坏。1931年7月，受冀东党组织的派遣，中共迁安县委在宽城北大岭村建立了党支部。从此，冀东党组织开始向承德发展。（党组织情况） 2. 承德沦陷。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即把武装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热河，并进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热河事变”.1933年2月，日伪军10万余人以锦州为基地，分三路向热河大举进犯。 热河省被划为伪满洲国版图后，日本侵略者便对其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在行政设置上，在省县（旗）设行政公署；县（旗）之下设村、甲、牌，组成了伪政权的基层组织网络。 3. 千里“无人区”的形成。 特别是到了1939年秋季，日伪当局在长城沿线地区开始实行“无人区化”政策，制造千里无人区。“千里无人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用刺刀、枪炮制造出来的大屠杀事件，其目的就是要实现所谓的“民匪隔离”，隔断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阻止八路军、游击队的进攻，以确保其在伪满洲国的反动统治。从1939年秋起到1945年止，日军沿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抵张家口赤城县独石口以东的老丈坝的千里长城沿线，宽32至250公里的广阔地域内，制造了横跨冀东、热河、辽西及察哈尔部分地区的世界罕见的千里“无人区”，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并由此将这里的人们推向了万丈深渊。我们承德是千里“无人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千里“无人区“的核心区。涉及千里“无人区”的25个县中，我们承德占了近三分之一；这25个县中，有5个是被日军列为必须严密控制的重点县，而这5个县都在我们承德境内（含现在的青龙县）；从1939年到1945年5年多的时间理，在千里“无人区”内修建了2506个“人圈”中，我们承德占了将近75%。（1897个人圈）。 “无人区”主要内涵 “无人区”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无住禁作”地带：即不准住人，不准耕作，实行彻底的杀光、烧光、抢光的区域； 二是“集团部落”：即在平地大川修建有围墙，有武装看守，没有任何行动自由的“人圈”； 三是禁住不禁作”地带：介于“无住禁作”和“集团部落”之间的地带，一般在“人圈”的3—5里之内。白天可以在这里耕作，夜晚必须回到“人圈”中居住。 4.日军在“千里无人区”犯下的主要罪行及损失 一是在“无人区实行残酷的政治、军事统治；二是在“无人区”修建“集中营”式的“人圈”；三是在“无人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四是对“无人区”矿产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五是强掠“无人区”劳工进行奴役、迫害；六是对“无人区”进行文化、教育侵略；七是在“无人区”强迫种植罂粟，制造、贩卖、吸食鸦片；八是对“无人区”妇女进行性暴力、性奴役。 日本侵略者给千里“无人区”人民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仅据2006年我室组织的抗战时期承德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承德全市人口伤亡约38万人（直接人口伤亡7万多人，间接人口伤亡30多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无人区”伤亡的，包括冀热辽军区八路军牺牲干部500多人（其中团级以上干部20多人）、战士5000多人。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对于日军制造的举世罕见的千里“无人区”，包括我们承德在内的冀热辽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一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地斗争。在坚持无人区的斗争中，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传统，才最终取得了无人区斗争的胜利，并创建了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二）实例阐述 记得毛泽东主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想，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在坚持无人区斗争中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实例。分两方面举例阐述。 实例一：坚持无人区斗争的模范干部王佐民（区、县级领导干部） 王佐民，对于承德人来说，这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他是遵化人。1942年至1944年间，他曾任迁遵兴联合县第八区区长、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当时的兴隆县是日伪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县，建人圈199个，将全县81%的人口（11万多人）赶进人圈，实行集中营式的管理。为强行驱赶群众进人圈居住，火烧雾灵山、五指山、狗背岭三片抗日根据地数百平方公里，致使森林大火4个月连绵不息。在日伪统治下制定了很多罪名，如有人私买私卖物品或运输境外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被定位经济犯逮捕。 王佐民在担任联合县区长、办事处主任期间，为了领导群众长期坚持无人区抗日斗争，减轻根据地人民和“人圈”里群众的经济负担，弥补抗日军民衣、食、医药、通讯、照明和办公品德不足，王佐民从长计议，依靠群众和干部，广泛组织战时贸易。主要贸易是在长城内外以及根据地与人圈之间进行。当时关内缺钱，关外缺粮，人圈缺布和生活用品，王佐民就组织人到关里用钱买回大布、海盐、火柴、药品等，卖给人圈，又从人圈换回粮食，缓解根据地缺粮问题。在无人区中，王佐民时刻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许多乡亲们在寒冬中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在风雪中坚持山地斗争。一天，他捧着上级给区干部发下来的棉军装不肯穿，心里很难过。他当即跋山涉水，穿过日伪军三道封锁线，急行100多里来到迁遵兴联合县驻地遵化境内，向县长做了汇报。上级立即拨给八区5000套棉军装。运回根据地后，王佐民和干部们一起不分昼夜，把棉衣送到散居在深山里的群众手里。山里人穿上了军民衣，温暖在身上，感激在心里，坚持抗战到底的热情更加高涨。 王佐民同山里人同生死，共患难的事例很多。1943年，大批日伪军开进五指山进行大扫荡，群山浓烟滚滚，很多猫山群众来不及转移。王佐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冒着生命危险，趁黑夜搞到食品后和其他群众绕过封锁线，重返山中，将食用品送到乡亲们手中。果然有隐藏在这里的30多名干部群众已几天水米未进、生命垂危。乡亲们见了王佐民后满眼热泪，感激万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干部与群众之间形成了真挚的情谊。他带领人民坚持无人区斗争，历尽千难万险，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1944年底，冀热辽军区和行署授予王佐民“坚持口外山区模范工作者称号”，并于1945年3月在冀热辽首届群英大会上受到了表彰，被树为全解放区不怕困难、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榜样。 在无人区的斗争环境中，党的群众路线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得到了升华和净化。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没有半点特殊的念头，都是那样水乳交融般地把自己融合于群众之中。 实例二：无人区斗争中坚持群众路线的楷模—李子光（给人以尊严）（副市级领导干部） 在艰苦卓绝的无人区斗争中，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坚持无人区斗争的关键是依靠群众坚持住抗日根据地。可是，当时日军以用重兵控制了所有的山川和村镇，抗日根据地只能建立在高山绝顶之上、深山奥峪之中。1941年，日军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冀东和平北地区就全力以赴进行根据地建设工作。党政干部组成工作团，分成若干工作组进入深山开展群众工作，主力部队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组成若干小分队，配合党政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山民居住的非常分散，难以召开大会，讲大道理。为此，从司令员、团长到战士，从专员、县长到一般干部，往群众家炕头上一坐，大爷大娘叫着，群众从心底感到无比的欣慰。 冀东西部地分委书记李子光（蓟县人），群众观念炉火纯青，在坚持无人区斗争中，他多次来到兴隆境内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党员，加强政权建设。在斗争中，他始终率先垂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开展群众工作，而且到了哪里，那里的局面就立刻打开。（插图片5）难道他有什么秘诀吗？李子光深有体会地说“共产党的干部，不是站在领导岗位上以领导者的架势去‘关心’、‘团结’、联系群众，那就隔了一层了。而是要完全融化在群众之中，做到当你在群众中的时候，群众感觉不到多一个人；当你不再的时候，群众却感到少了一个人。”他经常这样自勉也告诫大家：‘一个革命者，要能够永远与时代、社会、群众同忧喜，同爱憎，同歌哭。现在我们打天下要依靠群众，将来得了天下，当了领导更不能脱离群众。因为你的职位越高，犯了错误影响就越大，给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甚至会给群众带来灾难”。这实在是金玉良言啊。 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1967年，李子光历任热河省副省长，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地位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变。1963年，河北省大部地区遭受水灾，李子光不顾年逾花甲，体弱多病，深入灾区，慰问群众，指导救灾。每到农村，总和群众促膝谈心，同吃同住，最厌烦“送往迎来”、“陪同”等一套“礼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子光遭到围攻，被拘禁在唐山矿冶学院，1967年3月1日被残害致死。时年64岁。 实例三：将军泉的故事（省部级领导干部） 1942年6月，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领十二、十三团指战员来到五指山根据地天桥峪村水泉子庄，由于天旱无雨，加之人多，饮水发生困难。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等几位首长就亲自去挖泉修井。当时，群众就编成歌曲传唱：李运昌，司令员，率领八路十二十三团，来到北口外，开展游击战：群众没水吃，司令去挖泉……”时隔半个多世纪了，群众还在吃用着那口井的水，饮水思源，群众在井旁立了一座纪念碑，镌刻着“国运长存”四个字。 最近，我也学习了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坚持群众路线的纪实材料，很受感动。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要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所讲的战争年代这些实例，无不体现了党的干部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因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所以，党的干部不分职位高低，都应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 实例四：领袖践行群众路线 下面再给大家讲个领袖践行群众路线方面的实例。 1944年，毛泽东主席获悉延安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生不了孩子，怀疑水有问题。于是，毛主席就指示中央医院帮助群众验水。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饮水中含有大量影响生育的有害物质，医院对饮水作了无害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终于使这两个村庄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 1947年冬，中共中央辗转千里，来到刚刚遭受胡宗南军队洗劫的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天，杨家沟一个饥饿的小男孩跑到马槽处弄饲料充饥，不幸被马咬伤。毛泽东知道后，心情十分沉重，要求中央机关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粮，救济困难户。他亲自带头节粮，在他的带动下，中央机关节省30石小米、70石黑豆，分给了烈军属和困难户。正是通过诸如此类对群众生活的具体关心，我们党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记得西柏坡有一首歌催人泪下：“最后的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是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关系的生动写照。毛泽东同志就是实践群众路线的楷模。毛泽东同志讲：“把我和群众分割开不行，我看不到群众就憋得慌”。他不爱流泪，但听到劳苦百姓的哭声，就忍不住掉泪。他痛恨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说要把这个坏家伙抛到粪缸里去。毛泽东同志对群众的这种真挚感情，既体现了人民领袖为人民的情怀，更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根基的深刻思考。 实例五：张翠屏身怀六甲救八路（普通群众）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坚持无人区的斗争中，尽管条件异常恶劣和艰苦。但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八路军，心里时刻装着群众。正是这种为了群众利益而战的军队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谱写了一首首人民战争的壮丽诗篇。 张翠屏(人称“麻利嫂”)，兴隆县人，是迁（西）遵（化）兴（隆）联合县地下交通员朱殿坤的妻子。1943年初，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时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运昌率八路军干部战士（3个团的主力）300多人战斗在位于兴隆县雾灵山区的五指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突遭日本关东军第108师团和热河讨伐大队等数千日伪军的围攻，扬言要活捉李运昌！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部队必须迅速转移，而此时最熟悉当地情况的八路军地下交通员、张翠屏的丈夫朱殿坤当时正赶往其他地方送信，还没有回来。由谁来带路呢？情况万分危机。李司令员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能和敌人硬拼。为了保存实力，必须向五指山背后转移，情况十分危急。共产党员朱殿昆的妻子张翠屏（人称麻利嫂）闻讯后，不顾自己身怀重孕，攀过500多米长、30多米高的大石砬，穿过层层密林，带领部队于深夜转移出去。当突围踏上黑河谷底冰道时，张翠屏腹中疼痛，生下婴儿。在夜幕中，战士们脱下棉衣，将婴儿抱在怀里，司令员给婴儿起名“冰儿“，以纪念鱼水深情。 这一故事，虽然离我们现在已有70多年的时间了，但从麻利嫂的身上体现出了人民群众与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的鱼水深情，这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年代的生动体现。 实例六：坚强的堡垒，英雄的人民（基层党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在热南地区有一个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就是现在的宽城县王厂沟村。这个村当时是以一个行政村建成的一块独立的根据地。由10个自然村落组成，42名党员。为了便于领导，在中心村（王厂沟村）建立了党总支。（王厂沟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李西云，1941年建立党支部），又根据自热的地理分布情况建立了3个分支部，下分若干党小组。每个分支部或党小组负责一个自然村，而每个党员分片包四五户群众，这样，就把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坚持反集家斗争。当时，日伪在青龙全县实行集家村政策，其中在宽城境内修建人圈99个，将包括王厂沟、柏木塘在内的51个村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完全无人区），强迫王厂沟村民离开家园，搬到孟子岭、南天门等人圈去居住。但是，王厂沟人民绝不听从日本侵略者的摆布，他们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全体党员的骨干带头作用下，全村130户人家，只有20户富裕人家和老弱病残进了人圈，其余110户群众誓死不进人圈，他们始终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猫山”抗日，坚持战斗在“无人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机智、勇敢、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凝聚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王厂沟根据地岿然不动。（插图《王厂沟》6页：1941年11月，我冀东部队挺进热南王厂沟）1942年和1943年，是抗日斗争斗争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这里成了冀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一块主要阵地，这是王厂沟人民永远引以为荣的历史奉献。（据统计，在坚持无人区斗争期间，有5万多无人区百姓誓死不进人圈，支持并配合八路军与敌人进行抗日斗争。）（插图同上书6页下图） 这个党支部后来被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称誉为革命堡垒的先进党支部，这个党支部就是在热南、冀东赫赫有名的迁青平联合县第七区王厂沟村党支部。在8年抗战时间里，全村500多口人中有近300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和枪弹之下。在坚持无人区斗争中，一是王厂沟人民节衣缩食，保证了冀东党政军人员吃、穿、住、用的需要。（插图：9页下图）据统计，在1939年至1943年期间，全村共为军队征粮2万多斤；做军鞋2000多双，军衣275套。二是为保证党政军领导干部在王厂沟期间的活动安全，党支部成立青年保护组，站岗放哨。三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插图8页上图）1943年春，在王厂沟有一个著名的战斗，王厂沟伏击战。日本关东军150人到王厂沟进行大扫荡，接到情报后，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对部队做了伏击部署，并亲自指挥，一举歼灭来犯之敌。战斗中，王厂沟村除组织20多名民兵参战外，同时还组织了15副担架救护伤员。四是忍痛舍子为抗日。据统计，在敌人大扫荡时，王厂沟村坚持不进”人圈“猫山的群众中，共有34位母亲为了掩护地下党组织工作人员和伤病员，而被迫采用奶头堵死、扔山涧摔死、用被子捂死、用身体压死、用双手掐死等近似“残忍”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这34位失去亲骨肉的母亲中，就有10名是王厂沟的共产党员。他们用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的忍痛舍子行动诠释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 事实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亦或是解放战争时期，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实例七：小推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插图4） 记得有一句话，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是是陈毅元帅说的，如此恰如其分的比喻，没有做过群众工作的人是不会比喻出来的。
那么，这几十万小推车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呢？其实，从谋划打淮海战役之日起，中共高层就特别重视后勤保障的问题，强调一定要充分动员百姓支援前线。强调：“要有足够的民夫，足够的担架，足够的挑子，使前面的伤员能够及时的运下来。过去一个纵队500副担架就够了，现在应付这样大的淮海战役，就得800副，还要有几十万辆的小推车，使粮食、弹药运输到前线。
然而，动员一开始就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首先是民夫逃亡现象严重。其次是是解放区的民众不愿支前。为了做好群众的支前工作，中共负责战勤工作的干部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原因：
原因之一：强制摊派百姓出工，很容易激发抵触情绪。“百姓出工干部不出工，引发普遍不满。原因之三支前民工待遇差，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原因四：基层干部配备不到位或工作不到位。 为保证淮海战役中的粮食、弹药供应，战勤部门和地方政府须想尽办法改变这些状况。于是，战勤部门采取了多种动员措施做好群众支前工作。（插图2）一是进行以“保饭碗、保卫翻身果实”为主题的宣传教育。二是：制定新规则，以缓解公平问题及惩戒逃亡者。三是搞互助生产，赔偿民工支前损耗。四是寻找积极分子，建立支前组织。五是改义务运输为“给价包运”，以吸引民众为军队“打工”。（插图1）。 （图片3）通过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措施，民众支前的积极性大幅度提升。最能体现动员效果的无疑是以下一系列令人乍舌的数字：淮海战役期间，共动员“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8539条，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万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在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比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比3的概算。 事实证明，革命战争时期，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跟随中国共产党赴汤蹈火闹革命，是为党的奋斗目标所吸引，是党和人民群众利益关系所维系，是为党的模范行动所感召，更是党倡导和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结果。 三、几点启示 启示一：必须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我们的来的干部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不做人民的主人。这也是我党对每一个党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由小到达，由弱到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这个发展进程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道理。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才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从而自觉地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利益。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要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执政为民作为领导干部最高的价值取向，吧人们群众作为最高的价值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理想，从而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启示一：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从人民领袖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关心群众生活的两个故事的细微之处，就能感受得到领袖与人民的鱼水深情。就是这样的鱼水深情，我们党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今天，我们更要将群众路线践行到我们各项工作的始终中，在带领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切实关心群众生活，增加人民的各项福利，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事业能够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强有力的支持。 启示二：执政党要主动把自己的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温家宝同志曾经指出：“最能评价政府工作好坏的是群众，最能反映政府工作情况的是基层。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为人民谋利益，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虽然自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我们党深刻汲取历史上的教训，非常重视加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活动监督的制度建设，然而目前的监督水平依然不高，同实践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要针对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从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的高度，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对健全人民群众监督进行更加深入、周到、细致的制度安排，力求最大限度减少监督的制度漏洞，以此推动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完善防治腐败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水平。 启示三：学会用群众的力量来做群众的工作。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措施。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善于团结关键群体一直是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重要方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体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也是我们党经常依靠的对象。 启示四：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是党提高执政能力、永葆先进性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仍要继续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要像毛泽东指明的那样，“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精神，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面对浩繁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任务，我们要始终牢记：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石、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在如今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较之革命战争年代更好的做到做好密切联系群众，不仅是我们党始终褒有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的原则要求，而且更是磨砺各级干部的基本素质与实践作风的现实需要。 总之，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传统，是党的建设中一个历久长新的重大课题。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胡锦涛同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不同时期对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成功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和发展。执政之路，就是“赶考”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只有牢记两个“务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党群关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4年3月5日 |
